论清代乾嘉时期的笔记著述 当前观察

笔记是古人重要的著述形式，始于汉魏，兴于唐宋，盛于明清。从第一个高峰期宋代到最后一个高峰期清代，千年间存世笔记超过6800种，而清代笔记独占七成（据廖可斌先生统计，清代笔记现存5000余种），足见其分量。随着笔记文献越来越受到重视，从笔记视角出发去审视古代文史和学术，或者重估古代各时段笔记的独特价值，就成为学者们日益关注的话题。与此同时，梳理抽绎笔记自身发展脉络和代际衍变特征，也显得尤为重要。

笔记发展至奠定清代学术底色的乾嘉时期，亦呈现出有别于前的新变。主要表现为笔记得到了主流文人群体的广泛接受，文献形态渐趋“厚重”；笔记名家和笔记经典涌现，内容以学术为大宗，成书趋向严谨，庶几可以呈现乾嘉学术演进；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文人思维方式的特点和局限。

笔记本来是文人在严谨著述之余随笔著录的文字，常被归入子部杂家类或小说家类。而经由清初至乾嘉，渐渐成为文人群体普遍接受的著述方式。在笔者统计的168位笔记作家当中，而举人以上科名者占据60%，其中进士多达63人，无科名者仅十余人；有仕宦经历者也超过六成，且不乏位高权重者。这说明笔记得到了主流文人群体的认可和采用。尽管这还不足以与文官繁盛和著述宏富的宋代相比，但比起清初已明显呈现出“文化权力上行”态势，许多高层文人致力于撰著笔记，并以此名世。郭英德先生指出，清初至乾隆文坛经历了由“布衣之文”向士大夫之文的权力话语转变，此或可为考察乾嘉笔记发展态势提供一个参考维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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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，乾嘉笔记在文献形态上也渐呈“厚重”。在笔者统计的224种、2159卷笔记中，篇幅超过10卷者有69种、1475卷，占笔记总卷数的七成；其中二三十卷以上者不胜枚举，最巨者可达七八十卷，如王鸣盛《蛾术编》82卷、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84卷等。这已经明显超过晚明、清初笔记。据张玄《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》（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），晚明笔记475种，10卷以上者仅94种，且包含大量大部头的抄撮汇编笔记，“水分”很大；而据宋世瑞《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》（华东师范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），清初至乾隆间笔记285种，超过10卷者为51种。篇幅比例皆不及乾嘉笔记。篇幅固然不代表一切，但却能体现在此类著述上投注的精力和专注度。乾嘉文人往往旷日持久、持之以恒地撰述笔记，这在序跋中屡屡见到记述。

学术性是乾嘉笔记区别于他朝笔记的根本特征。也因之，笔记至乾嘉而丕变。乾嘉学术乃至清代学术的卓越成就，很大一部分是由笔记完成的。清初顾炎武《日知录》、阎若璩《潜邱札记》等倡导兴复古学，以经学济理学之穷，为后世树立了学术考证笔记的典范，引得后学竞相批校、集释和仿效，成为著书立说纷纷标榜的话语。进入乾嘉时期，考据学臻至鼎盛，笔记成为乾嘉诸儒援笔立说的重要载体，经学有江永《群经总义》、戴震《经考》、翁方纲《苏斋笔记》、武亿《经读考异》、方苞《读经》、焦循《易余籥录》，史学有杭世骏《诸史然疑》、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、章学诚《乙卯札记》《丙辰札记》《知非日札》《信摭》等，综合考证有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、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、王鸣盛《蛾术编》、赵翼《陔余丛考》、阮葵生《茶余客话》，考订校勘则有杭世骏《订讹类编》、卢文弨《钟山札记》《龙城札记》《读史札记》，等等。以上所举，俱是今人研治乾嘉学术绕不过去的名家经典。这在古代笔记史上是空前的。

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晚明清初笔记的题材内容和成书方式。从题材来看，晚明考证笔记代表有杨慎《丹铅录》、焦竑《焦氏笔乘》、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等，数量不突出，此外大多是杂事、杂录、志怪和谐谑一类笔记（《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》）；清初虽有《日知录》《潜邱札记》等学术笔记，但此外多是野史、杂家、地理杂记与稗官故事（《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》）。而乾嘉笔记则别开生面，以学术为大宗，与学术较远的子部小说类笔记则大幅减少（据笔者目验，乾嘉志人小说几乎不存，志怪小说仅10余种）。另外，《四库提要》曾评价《日知录》：“引据浩繁，而牴牾者少，非如杨慎、焦竑诸人偶然涉猎，得一义之异同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。”直接将晚明笔记与清代笔记比较，贬前者而扬后者，亦可作为乾嘉笔记丕变的一个前视角。

从成书来看，明代笔记抄撮成书的问题十分严重，引起四库馆臣尖锐批评。如《四库提要》之《前闻记》提要：“明人欲夸著述之富，每以所著一书，分为数种，往往似此，不足诘也。”《珍珠船》提要：“盖明人好剿袭前人之书而割裂之，以掩其面目。万历以后，往往皆然。”清人批评虽严苛，却也道出了实情。以晚明笔记为例，现存笔记抄撮成书者几半，有些动辄上百卷的笔记汇编或类编，其实就是拼合印板的售利行为。与清代相比，高下判然。清人笔记尤其是乾嘉笔记很多是著者“立言”的志业，写作态度严谨，学术含量高。如顾炎武曾明确表示对“纂辑之书”的鄙夷，将其比作“废铜充铸”，其心志可见一斑。清人以笔记名家者灿若星辰，而明人能为此者几希。

乾嘉笔记庶几可以呈现乾嘉学术演进大略。有两个考察维度。一是在乾嘉考据学的发展脉络中，笔记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张之洞、皮锡瑞等人认为，乾嘉考据学源自宋儒，并列举宋祁、沈括、洪迈、王楙、王应麟等人，这些学者无一例外都以笔记名世。宋代以后至晚明清初的脉络较为清晰，胡应麟、顾炎武、阎若璩等笔记名家沿波而起，考据学复盛，形成了一条以笔记为线索的大致进路。二是自笔记“向外观”，乾嘉笔记反复讲述着祖述效仿的前贤笔记，连缀而成者与上文所述学术进路亦高度一致。如沈德潜、蔡寅斗序《书隐丛说》、陶澍、梁章钜序《蛾术编》、吴锡麒序《寄傲轩读书随笔》、汪中《经史杂记》自序、王端履序《蛾术堂集》等明确梳理出自宋沈括、洪迈、王楙、王应麟至清顾炎武、宋荦、阎若璩的笔记著述源流，在此不赘。

在乾嘉学风氤氲下，其他类型的笔记也发生了新变。掌故见闻类笔记除了效仿欧阳修、王士禛、宋荦等人笔记之外，兼学沈括、顾炎武等人的考证笔记，呈现出兼综时代学风的面相。志怪笔记如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以治学问法而志怪，将神怪叙事传统置于考据学风之中，形成了立说、辨证、旁究物理的所谓“著书者之笔”。等等。

笔记不仅为乾嘉文人广泛接受，承载着乾嘉学术成绩，还折射出乾嘉文人思维方式特征。通常认为，笔记只是被选择的著述方式或言说工具，事实上，它的体例也规约着著者的思维方式。一方面，前贤笔记经典无形中会形成“影响的焦虑”，凝定着笔记撰述模式，使著者在这种模式下展开叙述与思考；另一方面，乾嘉学人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与笔记这一文体形成了完美的契合。乾嘉时期，不论是研论经史诸子，或是辨伪校勘，还是缀辑琐闻，都关注“小而窄”的问题，希望通过解决具体深细的切实问题来取得厚积式的进步，因而并不需要特别成体系的思考。笔记有闻即录、以条为贯，相对自由的撰述体例无疑最适合这种治学方式，因而应运而盛。但我们也应该看到，笔记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乾嘉学人的思维方式，使他们深陷捃拾琐屑和铺排饾饤，“为考证而考证”，不仅缺失“著书之体”与系统思考能力，也一步步失掉了致用精神，由此引发的连带效应最终使得乾嘉考据学走向了式微。《四库提要》虽未全部著录乾嘉学人，但其批评乾嘉以前笔记采摭冗碎、猥杂失统、不合著书之体，说的其实也是这个问题。

笔记在乾嘉获得成功，遂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著述意识，被广泛用于各个方面。自然科普类笔记就是很好的例子。如郑复光《费隐与知录》就采用笔记体裁，通过问答形式普及了诸多自然现象和科学知识，试图使人“见事之奇怪者如物理自然之常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引入西方科学实验精神来考证古代典籍记载之真伪或阐释原理，与传统的博物考证之学大异其趣，可谓“新型考证笔记”。

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3年04月03日 13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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